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赋能 “一带一路” 文化研究创新的逻辑、机制与路径
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院长 甘晖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倡议十多年来，在各方携手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线，开创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新格局，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也成为共建国家携手发展的合作之路、机遇之路、繁荣之路。在这场惠及全球多个国家的重要实践中，“一带一路”文化研究作为化解共建国家文化差异、促进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的核心支撑，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然而，当前“一带一路” 文化研究仍面临三重困境：其一，学科壁垒固化。研究多局限于某一单一领域，如历史、外语、国际关系等，难以全面应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经济、政治和宗教等相互交织的复杂现状；其二，实证方法缺失。传统文科研究的以个体思辨、逻辑推演等定性研究方法难以处理“一带一路”文化研究中的海量数据和复杂现象，导致相关研究结论缺乏精准性与预见性；其三，成果转化相对薄弱。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一线实践脱节，难以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全方位的有效支撑。
与此同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以复杂社会问题为导向，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学科、跨领域联合研究，探索新型知识生产模式，成为当下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平台。目前，在社科界学界也已经有通过实验室开展“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积极探索。如我们的理事长单位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就通过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开展研究。我们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今年也获批建设了陕西省首个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启动开展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国情数据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赋能“一带一路”文化研究讲一些认识，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赋能“一带一路”文化研究创新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逻辑看，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与“一带一路”文化研究存在天然适配性：在“一带一路”文化研究过程中，150多个共建国家各自政治、经济、历史等的复杂性，要求相关研究必须突破单一学科的研究视角；当前日新月异的技术迭代驱动研究从单一的质性研究转向基于大数据的量化研究；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价值归宿需要相关研究突破传统研究的书斋范式。
而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跨学科属性可打破“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学科壁垒；技术赋能能力可破解“一带一路”文化研究数据处理难题，政产学研协同的灵活组织模式灵活性可推动研究成果落地。因此，哲社实验室建设与“一带一路”文化研究融合，可成为实现“一带一路”文化研究创新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二、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赋能 “一带一路” 文化研究的创新机制
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现实需求，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可从研究范式、组织模式、成果转化三个维度构建创新机制，推动“一带一路” 文化研究创新发展。
（一）研究范式转变：从“单一学科定性”到“跨学科实证”
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可搭建学科交叉融合平台，构建“数据驱动-理论创新-实证检验”的闭环范式，改变传统“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
1.数据驱动的问题发现：依托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大数据平台，可以有效挖掘“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新议题，突破传统研究“议题滞后”的局限。例如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媒体对“中国品牌”的海量报道数据，发现“熊猫、中医药等中国文化符号对品牌认同的影响”这一隐性关联。
2.跨学科的方法整合：在通过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开展“一带一路”文化研究过程中，可逐步打破原有学科边界，通过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对复杂社会文化现象更深刻、更系统的理解，产生更多原创性的理论成果。这种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不仅服务于实践问题的解决，反之也可充实和革新各个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例如在实验室中开展玛纳斯研究，可组织“历史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艺术学”的跨学科交叉团队，研究《玛纳斯》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及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其进行活化、利用与传承。
（二）组织模式创新：从“单兵作战”到“多元协同”
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还可通过“平台型组织”“国际联合实验室”等模式，构建多元协同网络，形成新的研究组织模式。
1.政产学研协同的平台型实验室：发挥实验室平台优势，可构建“一带一路”文化研究协同平台”，整合高校（学术研究）、政府（政策需求）、企业（文化产业），搭建“交叉、创新、开放、合作”的学术共同体。例如与文旅部合作开展“沿线国家文化中心建设研究”，与孔子学院总部联合开发“汉语教学数字化工具”，与字节跳动合作分析“TikTok文化传播数据”，实现“需求-研究-应用”的无缝衔接。
2.跨国联合实验室：针对“一带一路”跨境议题（如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联合保护”、“跨境民族语言研究”），与共建国家高校、研究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实现“国家意志-学术追求-产业更新”的有效衔接，建立新的机制和体系。如近日刚刚获批成立的甘肃省首家国家级“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就是由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与吉尔吉斯共和国相关机构联合共建。实验室聚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保护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工程实施及文明交流互鉴四大方向，将对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碎叶城）等重要遗产开展保护修复与展示利用，让“敦煌经验”为中亚文化遗产保护注入“中国智慧”。
（三）成果转化创新：从“学术论文”到“政策+实践”
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发展的源头活水和价值归宿在于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解决社会重大问题，其可通过推动成果向政策建议、文化产品、公共服务等转化，更加有效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
1.政策转化通道：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核心目标是理解和解决多领域交织的复杂问题，通过将社会科学理论与先进技术方法结合，为应对经济社会挑战提供深入分析、科学验证的政策建议。因此，“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类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可打通更多资政报告上报渠道，对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国家民委、文旅部、外交部等部门，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政策报告，努力将实验室打造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思想库”和“试验田”。
2.实践转化路径：在“一带一路”文化研究中，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还可与政府、企业合作开发“一带一路”人文实践产品，如我们实验室与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习近平总书记确定的人文交流示范性项目陕西西安浐灞国际港务区中亚公园合作，联合挂牌成立“陕西师范大学丝路人文交流示范基地”，策划产出中国-中亚人文交流展陈、开设“丝路人文大讲堂”等实践类文化产品，积极参与中国-中亚人文交流。
三、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赋能“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建设路径
基于“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特殊性，“一带一路”类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需从“环境优化、队伍加强、科技赋能”三方面发力，构建“国家战略导向、跨学科融合、国际化协同”的建设体系。
（一）环境优化：构建“政策引导+资源整合”的支撑体系
1.加强顶层设计：建议国家科学规划“一带一路”类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支持高校建设更多“一带一路”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议科技部可将“一带一路”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范围。
2.整合国际资源：推动实验室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拓宽获取共建国家数据途径，共享更多人文交流项目资源；鼓励实验室与沿线国家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展更多国际联合研究。
（二）队伍聚集：打造“跨学科+国际化”的教学科研团队
1.整合与培养并重：整合“一带一路”区域研究专家与数据科学人才，组建结构合理、学科交叉、梯队衔接的稳定的高水平复合型教学科研队伍；建设专兼职相结合的跨学科团队，专职团队依据实验室的功能来配置，兼职团队依据实验室项目来组织，灵活高效，进行有组织科研。同时，通过国家外专局外专项目等，邀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学者到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培养国际化研究队伍。
2.实践导向的能力提升：组织实验室研究人员参与 “一带一路”人文实践项目（如孔子学院建设、文化遗产联合保护、“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联合考古等），将实践经验转化为研究选题；通过相关项目，支持研究人员和学生深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学习和调研，提升研究的现实关联性。
（三）科技赋能：研发“人文特色+实用导向” 的技术工具
1.建设专属数据库与工具：开发“一带一路文化大数据管理系统”，整合文化、语言、民俗等数据，形成标准化数据接口；研发“人文交流仿真工具”，针对“文化冲突调解”、“语言互通工程”等议题开发专用模块，提升研究的实证性与预见性。
2.警惕技术异化：在技术应用中坚守文化研究的“价值理性”，避免“唯数据论”或技术赋能形式化等问题，注重与现有国家制度适配和文化适应。如在分析共建国家文化数据时，需结合当地历史、社会背景解读数据，而非单纯依赖算法结论；在开发智能翻译工具时，需尊重沿线国家语言的文化内涵，避免机械翻译导致的文化误解。
总之，“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创新发展，亟需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而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作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平台，凭借其多个优势，成为创新“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新途径。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从成立之初，就承载着以“一带一路”文化研究为核心，探索跨学科有组织科研的重任。今年，又获批建设陕西省首个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更是肩负了以实验室为平台推进“一带一路”文化研究创新的新任务。这里，我们愿同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一起开展相关的探索，也诚挚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多多关心和支持我们实验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