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 组织范式变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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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加速演进，影响着知识的获取、管理、分析、阐释、共享和再生产方式，观察对象和工具方法的变化带来了学科边际融合与方法创新，进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变迁和学术研究范式转换^[1]。在知识生产方面，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社会新形态，新技术在不断改造传统社会认知对象的同时，也构造出虚拟化、数字化的世界形态，推动社会复杂性、整体性不断上升，依靠经验总结的哲学社会科学认知方式已经难以全面准确地解释社会现象。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进一步融入传统人文社科研究，以实验为代表的实证研究方法愈发流行，为深入认识和把握社会规律提供了强大支撑^[2]。在学术研究范式方面，多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愈发明显，协同攻关、有组织科研、政产学研结合等模式愈发流行。以历史文学为例，近年来，数据库和大数据算法等先进技术不断融入和改造传统人文社科，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数据库、汉字历史传承知识图谱、古籍多模态大模型等为代表的数字人文研究成为最热门的创新学科增长点^[3]。高校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把握哲学社会科学新的研究特点和规律，推动高等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高质量发展。

2019年，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要求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促进新科技革命与传统文科的融合创新，培养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人才^[4]。《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20年工作要点》提出：重点支持建设一批文科实验室，促进研究方法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引领学术发展。2021年，教育部率先启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建设。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出：围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综合性、复杂性问题，加快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指导建设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以下简称“社科实验室”）作为一种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已经成为高校引进新技术和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关键载体，逐渐演变成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突破点、促进学术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创新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现阶段，如何以社科实验室为抓手，快速组建一支高水平研究队伍，高质量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从而拓展学科发展路径、革新知识生产机制、创新学术研究方法，是我国高校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和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要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

当前有关高校社科实验室的各类研究成果中，存在多种表达：大学文科实验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实验室、新文科实验室、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等等。从实验室内涵看，不同称呼并不影响社科实验室的内在表现，其核心要义是作为先进技术与人文社科知识交叉融合的“交换机”。从成果研究内容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从新文科发展与社科实验室建设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出发，深入讨论高校实验室建设路径，如聚焦新问题、建设新设施、构建新机制、探索新模式^[5-7]；二是立足社科实验室在学科交叉、咨政服务、培养人才等方面的功能作用，进一步阐明社科实验室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支撑作用^[8-9]；三是通过构建实验室资源构成、运营模式、技术体系、工具设施的研究框架，分析社科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营模式^[2]。这些研究都反映出社科实验室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带来变革。本文从高校这一建设主体的视角出发，探讨社科实验室的建设路径、功能定位、组织模式和评价指标。

1  从自发到统筹的实践

1879年成立的德国莱比锡大学心理学实验室被认为是最早的社科实验室，其成立标志着实验心理学的开端^[10]。经过近150年的发展，国外高校社科实验室在推动学科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已经十分明显。梳理国外高校社科实验室发展历程，有两个不可忽视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世纪50年代起，国外各高校开始自发性系统建设社科实验室，催生出一批影响力大、知名度高的实验室，如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哈佛大学量化社会科学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等，都是这一时期典型代表^[11]。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1世纪初起，在技术革命浪潮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国外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步伐加快，建设数量、规模、学科和覆盖领域均有较大提升，代表性的实验室有斯坦福大学法律设计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全球法律科技实验室、谷歌DeepMind实验室、OpenAI人工智能实验室等。总的来看，国外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起步早、发展时间长、成果数量多，在部分学科居领先地位，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我国早期高校社科实验室的代表是1925年刘复先生创办的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标志着我国现代语音学的诞生^[12]。相较于国外，国内高校开始系统性建设社科实验室的时间较晚，21世纪初，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大趋势的推动下，特别是2004年国务院印发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重点建设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以来，国内部分高校开始在传统优势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中引入新技术、新方法，建立起一批典型的社科实验室，如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市金融信息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神经管理学实验室、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数字清史实验室等。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重构全球创新版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新的形势，给我国社科研究带来了新挑战、新机遇，政府管理部门与学界对建设高水平社科实验室的需求越来越急迫。2020年12月，教育部启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试点建设工作，遴选了首批30家试点和培育单位。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社科重点实验室的热潮，截至2023年末，已有四川^[13]、广东^[14]等10余个省份的教育厅、社科联出台了本地区社科重点实验室试点建设工作的相关举措，扶持了百余家实力雄厚、特色鲜明的社科实验室。

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与社会的学科，社会发展促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复杂性显著提升。第一次工业革命推进了社会形态发展，从19世纪中期开始，学者们探索将实验研究方法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自发建立起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长期以来，国外高校主要是根据学科发展与自身改革需要建设社科实验室，这种建设模式十分灵活，建设实力一般由建设高校的重视程度决定，但是不容易形成体系，较为分散。我国社科实验室最初也以自发性建设为主，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建设数量相对较少、文理学科交叉程度不足，无法有效满足学科发展、学术创新的需求。为此，教育部与地方省份教育厅通过加强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的统筹指导，组织开展社科重点实验室建设，以改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组织模式，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原始创新能力。这种利用行政力量来提高建设主体的积极性，引导人员、经费等资源向基础学科、新型学科和交叉学科倾斜，在重点领域建设一批高水平社科实验室的方式，将有利于我国对国外社科实验室建设的加速追赶，会是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社科实验室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方式。

2  从单一到多元的功能定位

高校强化社科实验室建设的首要条件是把准实验室的功能定位、明确其使命愿景，推动实验室建设与时代发展、社会需求紧密结合。高校是开展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早期社科实验室的建设初衷多是为解决某一方面的科研问题，或培养某一特定领域的优秀人才，功能相对较为单一^[7]。随着先进科学技术进一步改造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和理念，社科实验室在成果产出方面更为多元，在服务科研、育人、政府决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功能发挥愈发突出，被赋予了区别于传统社科类科研机构的功能定位。

2.1  应对国家重大需求的咨政智库

智库又称思想库、智囊团，主要作用是生产思想、设计政策、提供方案、引导舆论等，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撑^[15]。高校社科实验室不仅要把目光置于解决学科发展问题、学术研究问题，更需要放眼整个经济社会需要，构建研究新导向，主动担当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新型智库。以中国人民大学数字政府和国家治理实验室为例，该实验室围绕数字政府、网络强国等国家需求，依托社会信息大数据统计和大型社会调查方法，构建现代化社会经济数据搜集机制，充分挖掘“社会-社区-成员”三个层面上的经济、社会、人口、空间、行为特征与倾向等多源数据，能够在重大公共治理领域开展政策推演、预测预警、监测评价、社会实验等创新研究，可以为政府在科学决策制定、政策效果评价等方面提供更多参考。

2.2  引领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创新中心

当前，面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存在的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抓手，可以通过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促进优势人文社会学科与一流理工学科交叉融合、搭建多学科协作基础平台的方式，建设学科前沿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中心和人才摇篮，率先实现前瞻性、引领性原创成果的突破，从而在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推动形成新的跨学科学术共同体，建设成为新的学科交叉融合示范区^[2]。

2.3  创新技术驱动的科研高地

不同于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以演绎推理为主的研究方法，现代社科实验室强调配置先进充足的实验仪器设备、完善的配套设施及相应的实验环境，运用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复杂问题研究，使实验室成为高校的数据池、技术区。因此，社科实验室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实现高经费投入、达到高性能水平的目标，其建设主体在经费资源、研究队伍、技术获取方面面临着更高挑战。高校在建设社科实验室时会尝试获得政府、企业或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也促使实验室更加追求建设主体的多元化、数据资源的共享性和研究平台的开放性。

2.4  资源集成开放共享的基础平台

社科实验室核心支撑资源包括研究人员、算法技术、基础数据和知识等，为实现这些资源的集成开放共享，社科实验室在组织运行上应有独特的设计。在组织关系方面，社科实验室作为致力于开展有组织科研的新型研究机构，应打破传统的组织边界，构建网络化的组织关系，让研究人员在这个集体中处于自由流动状态，不间断地与外部组织进行信息和知识的交换，实现研究人员和学科知识的协作共享^[2]。在数据资源方面，社科实验室通过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深度对接，结合自主采集、开发、采购等手段，汇聚大量基础研究数据，打造开放共享的通用平台，为研究提供基础性支撑。

2.5  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基地

随着经济社会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显著提升，因学科深化、细化而专注培养单一领域专业性人才的培养模式，反而成为掣肘我们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阻碍因素^[16]。社科实验室作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点，能够面向交叉性、复杂性的社会议题，整合文、理、工等多学科的教学资源，配置懂技术、有人文素养的师资队伍，搭建以实验教学为支撑的全新课程和教学体系，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与高校建立合作机制，培养一批兼具理工技术、社科知识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真正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这也是社科实验室对教育模式的革新。

3  组织模式的继承与变革

通过梳理分析现有高校社科实验室的建设情况和基本特征，根据组织资源、运行模式、功能发挥等层面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为专业型、平台型和综合型三种类型，围绕相应的服务对象和受众群体，在研究中分别充当“排头兵”“资源库”和“主力军”等角色，共同构建我国社科实验室体系。

3.1  开展深层次研究的专业型实验室

专业型社科实验室是聚焦某一研究领域，针对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开展深层次创新性研究的科研单位。这一类型实验室的研究是具有明显限定范围的，与其他类型实验室最为显著的区别是对某一领域问题研究的独有成效。专业型实验室并不排斥多学科的研究资源，反而非常善于利用各优势学科力量来开展本领域研究。一般来说，专业型实验室具备以下三种特征：一是长期深耕的研究领域，并在该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二是集中优势研究力量，具备多学科的研究背景和相似的研究兴趣，能够开展协同研究；三是特色鲜明的研究成果，具备显示度高、认可度强、影响力大等特点，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专业型实验室的组织框架更为注重内部人员的横向协同，这样可以促使研究力量更为集中。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深耕我国语音乐律，围绕语音学分别设立古人类声道演化、中华口传文化、中国乐器数字化、语言障碍干预等多个研究子领域，致力于构建中华虚拟发音人模型。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通过横向分设多个研究项目组，集中优势力量推进汉字研究和标准制定工作。

3.2  搭建多学科协同攻关场所的平台型实验室

平台型实验室强调构建支撑平台，为来自不同组织的资源、行动者提供合适的空间，以更好突破传统研究机构之间的边界阻隔，实现内在的交叉融合并得以创新。从组织管理来看，平台型实验室至少需要构建五个网络：人员网络、设备网络、技术网络、数据网络与成果网络。人员网络是指互相协同的研究者之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科层制，而是突出动态的人员流动。设备网络包括高性能的计算服务平台、优良的实验环境和保障设施等，可以满足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多样需要。技术网络是指先进的数据算法、适配的大模型等，能突破原有的研究范式，实现传统研究路径的拓展和理论的创新。数据网络是构建数据收集、分析、运营、维护等多层次的海量数据处理机制，同时推动数据之间的流动，实现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交换与应用[5]。成果网络是围绕社会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实验室与政府部门、高校、社会团体、企业等之间构成紧密的知识转换体系，更利于双方在研究成果、应用数据等资源方面的交换。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决策剧场就是为研究者提供海量数据及其分析工具的可视化决策支持平台^[17]。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通过多年积累，构建起中国简帛文献综合数字平台、中国古代史地遥感影像数据库等基础数字化支撑平台，为全国相关领域学者提供数据支撑和研究空间，带动形成全国性文化遗产智慧大数据资源生态圈。

3.3  构建创新学术集群的综合型实验室

综合型实验室是通过搭建新型组织框架，包括有人文情怀的研究导向、先进技术支持的基础平台和聚焦核心问题的研究室等模块，促使不同组织的人员、不同学科的基础知识、多个机构的数据、多种科学技术方法实现充分交叉融合，构建分工协作更为高效的内部网络，促使机构内部之间、机构与其他科研单位之间资源共享和研究协同的研究场域。综合型实验室要进一步突破传统的学科、组织边界，开展提质增效的有组织科研。组织架构的革新并非是促进协同分工的唯一因素，还需要在经费投入、成果评价、人员激励方面构建新的管理体制机制。综合型实验室的建设核心是要打破传统科研机构“单位化”的组织和运行模式，构建能有效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理工学科资源交叉融合的治理新机制。

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是在具有传统优势的公共管理、政治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上，融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等强势理工学科，基于开放参与和共建共享的原则建设了6个主题实验室，搭建跨机构、跨学科的统一机制，用以强化经费、人员、数据等资源的有效分配和统筹协调，有组织地开展应对国家重大需求的协同研究。

4  建设与评价要素

社科实验室评价需要科学制定各项标准，通过特定的程序对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的相关成效进行检测、分析和判断，具有目标导向、评价考核、监测纠偏等功能，是实施差异化扶持举措的关键参照。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国内现有的高校社科实验室研究成果大部分是探究实验室建设的使命定位、建设路径及面临的问题困境等，这主要是对实验室为什么要建以及怎么建的回应，但对建设效果、价值等问题却少有提及，这与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仍处于注重数量提升的发展阶段有关。对照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急迫需要，高校社科实验室在完成量的提升之后，必然面临质的提升发展阶段，因此进一步明确实验室的评价要素尤为重要。

4.1  评价要素提炼

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搜集的社科实验室建设资料，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构建社科实验室评价要素，构建基础选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评选条件，从中提炼出相应的要素指标，初步构建评价要素（表1）。

4.2  社科实验室内涵深化

要构建一套全面系统的社科实验室评价要素体系，首要条件是进一步明晰和深化社科实验室的内涵，这也是社科实验室建设理念逐渐成熟的必然产物。当前，对社科实验室基本概念和核心要素的认知，学界还尚未达成共识，但已有部分学者从社科实验与组织关系角度对其进行了阐述。例如：文献[2]认为社科实验室是针对重大、复杂社会问题，引入多渠道海量数据，依靠高性能设备为研究者提供技术服务的平台化组织；文献[18]认为新文科实验室是学科交叉的大平台；文献[19]认为社科实验室是研究者们组成的协作、创新、乐观和追求卓越的创新型学术社群。综合上述观点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现有部分社科实验室的建设情况，本文认为社科实验室是围绕学科前沿或社会关注的重大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者们协同利用海量基础数据、高性能设备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开展虚拟仿真、模型构建等实验研究的创新性科研单位，在服务政府决策、推动学术创新、革新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核心要素主要在于研究目标、研究基础、组织管理、研究支撑和成果输出等五个方面。

4.3  评价要素体系构建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从社科实验室的五大核心要素模块出发，对初始提炼的评价要素进行分类汇总和补充，采用二级分类法构建两级实验室评价要素体系，并对二级要素进行阐释（表2）。社科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对社科实验室的评价及其评价要素应不断更新和完善，本研究仅提出初步的评价体系框架，以期为后续社科实验室建设和研究提供参考。

5  总结与反思

在信息技术革命和我国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新文科”的提出以及社科重点实验室试点建设的推进，得到了各高校的广泛响应，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对传统科研和教学组织模式创新的迫切需要。加强高水平社科实验室建设，需要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力量的积极参与，营造社科实验室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时实验室也要找准自身特色和定位，强化服务科学决策、推动学术创新、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能力。

5.1  加强统筹协调，做好顶层设计

当前，我国高校社科实验室建设还存在建设同质化、学科交叉融合流于形式、成果评价考核制度缺失等问题。为此，政府决策部门和建设高校要发挥资源统筹协调作用，集中优势力量建设有潜力、有特色的实验室，使其发挥示范作用；要逐步改革成果评价机制，构建适配社科实验室发展的职称晋升、绩效奖励制度，从制度层面改善和调整实验室在践行交叉融合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关系^[20]；要强化科研引导，以有组织科研开展重大问题攻关，以交办重大科研项目为手段促进跨机构、跨领域研究人员的互动协作。

5.2  强化协同意识，打造学术共同体

理工学科与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的交叉融合创新，是高校社科实验室与其他社科类科研机构最主要的区别，社科实验室必须不断在组织关系、运行模式、管理机制方面实现突破和革新。社科实验室的最终追求并非形式上的变革，而是让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开展的协同研究之中具备共同的研究方向和创新精神，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追求，同时实验室之间坚持资源集成开放共享原则，构建畅通的人员、数据、知识合作关系，形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协同创新、共同发展的学术生态，这才是有效弱化组织边界、打破学科壁垒的核心所在。

5.3  坚持问题导向，警惕技术误区

高校社科实验室的内核应当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部分社科实验室过分强调对技术算法和先进设备的依赖，随意将人文社科知识抽象为简单的数据参数，使之演变成对原有理工实验室的“套壳”，掉入了“唯技术论”的陷阱，这并不符合实验室建设的初衷。实验室的建设者应清楚认识到，社科实验室的研究是先进技术对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研究范式的拓展，是认识了解社会问题工具和方法的延伸，必须充分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中的肇始地位、主体地位^[2]。

5.4  强化政校企合作，促进成果转化

高校社科实验室不是单一孤立的个体，不能只为高校本身服务，更多建设主体的参与可以带来更为充足的经费、多元的数据渠道和多领域的研究人员。对于决策部门，社科实验室可以提供政策模拟、舆情监测、社会调查等决策服务，提升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水平；对于企业，有效利用社科实验室研究成果可以降低成本，帮助实现市场预测、风险预警、及时调整运营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社科实验室获得更为科学的社会调查分析结果，更好行使其服务职能。高校建设高水平社科实验室，应当从规划阶段就使之肩负起国家使命、社会责任，始终致力于提升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实效。